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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理性反思司法不公的新知著作——
《公正何以難行》譯介
稿件來源:人民法院報
發布時間:2019-04-15 14:19:13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劉靜坤   

公正是司法永恒的主題。如何實現司法公正?如何看待司法不公?對這些困擾人類司法、考驗制度能力和司法智慧的終極性問題,亞當·本福萊多教授在《公正何以難行:阻礙正義的心理之源》一書中進行了極具開創性的探索。換個角度觀察刑事司法,聚焦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警察、檢察官和證人等訴訟角色,你一定會對影響司法公正的風險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被害人的身份標簽

著名記者戴維·羅森鮑姆在夜晚外出散步途中遭遇搶劫,被打倒在地后躺在路邊,因無法言語,被警方和救助人員視為醉漢,未予及時采取醫療措施,導致戴維因貽誤搶救時機而身亡,后來警方發現這是一起搶劫案件,才開始調查并偵破案件。在戴維的身份由“醉漢”到“名記”的轉換過程中,司法與媒體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姿態,對比之下,難免讓人感慨萬千。這是人性使然還是制度使然?心理學研究顯示,人們通常不是冷靜和審慎地看待事物,而是習慣于根據最初有限的證據線索倉促得出結論,這種先入為主的“標簽化”行為方式既不理性,也是十分有害的。

司法實踐中,一旦給被害人貼上特定的身份標簽,就將嚴重影響辦案機關對待被害人的方式、案件性質的認定以及整個訴訟程序的運行軌跡。盡管給被害人貼上身份標簽的做法明顯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但研究顯示,身份標簽一旦形成,就很難剝離,因為我們在確證心理的驅動下,往往會努力尋找證據證實這種身份預期,并通常會選擇無視相反的證據。這種確證偏見極易誤導訴訟、扭曲事實,即使是一些存在DNA證據的案件,也可能因此而導致訴訟結果偏離事實真相。

反思偵查取證的重大失誤,問題并不僅僅在于辦案人員帶有偏見地尋找線索,而在于他們可能只關注那些選擇性收集的證據,并認為既定的事實假說非常可信,進而摒棄與已有假說不符的事實和證據。鑒于此,司法系統必須采取措施避免對被害人身份的標簽化做法,通過切實可行的程序機制防止具有特定身份特征的被害人遭到不公正的待遇。

警察的非法訊問

被告人胡安·里維拉被指控實施一起強奸殺人案件,他兩次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盡管案發后法醫就已提取被害人的陰道拭子,但始終未進行鑒定,胡安的律師時隔12年后才找到這份證據,經鑒定確認DNA證據不是胡安所留。盡管此案中沒有其他物證建立胡安與犯罪之間的關聯,DNA證據也顯示胡安無罪,但陪審團在第三次審判后卻仍然認定胡安有罪。究其原因,就是因為胡安曾有三頁簽名的認罪供述,控訴方僅憑這份證據就贏得了對他的有罪判決。

人們通常認為,一個無辜者怎么會做出認罪供述,虛假的有罪供述簡直讓人不可理解。但冷酷的司法現實表明,虛假供述不僅普遍存在、成因復雜,并且是導致錯案的主要原因。在美國,這一問題的根源是盛行全國的雷德訊問法。這種訊問方法盡管不主張刑訊,但卻極富內在的強迫性,辦案人員一旦通過試探性詢問認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就努力通過高壓性訊問逼取口供,甚至通過誘供或欺騙等方式獲取口供,并致力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或者作出無罪辯解。

出于人之常情,無辜者往往堅信自己無罪,因此傾向于放棄沉默權和訊問時律師在場權,并努力試圖自證清白,但他們遭遇雷德訊問法后,很容易被迫做出虛假供述,深陷司法窘境。胡安案件就是典型例證。

實踐顯示,絕大多數虛假供述都是長時間疲勞訊問的產物,當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精神疾病患者或者智力低下者等弱勢群體時,情況更加明顯。一旦犯罪嫌疑人做出認罪供述,所有人都開始基于有罪推定心態看待案件,這就是胡安之類的無辜者面臨的司法困局。

鑒于此,司法系統必須正視偵查訊問方法內在的強迫性,并審慎對待犯罪嫌疑人的認罪供述。考慮到認罪案件往往伴隨著訴訟程序的簡化,如果沒有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認罪的自愿性,那么,以之為基礎建立的辯訴交易等制度就將缺乏正當性。

檢察官的欺詐行為

檢察官蓋瑞·迪根在癌癥晚期時向好友懺悔,他曾經在一個重大案件中隱匿關鍵證據,讓無辜的被告人身陷囹圄。檢察官違背法律職責和道德義務,進行隱匿證據等訴訟欺詐行為,并非孤立的個別現象,而是具有深層次的制度原因。研究顯示,欺詐行為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無法用傳統的成本/收益方法做出解釋。相比之下,為違反道德的行為尋找正當理由,這種自欺欺人的做法可能是深層次的心理原因。

在對抗制訴訟模式下,檢察官以成功追訴為職業宗旨,然而實踐表明,檢察官越是關注訴訟輸贏而非實現正義,就越容易實施不法行為。同時,對于隱匿證據這類不作為形式的不法行為,檢察官很容易找到正當托詞或者加以粉飾。此外,如果整個群體盛行弄虛作假的職業文化,身處其中的個體也容易受到職業環境的負面影響,進而導致嚴重的系統性道德滑坡。

司法實踐中,一旦檢察官能夠為不法行為找到正當理由,在以惡制惡等心理影響下,加上來自各方面的職業壓力,很容易實施訴訟欺詐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司法系統的欺詐行為往往是隱跡藏形、秘而不宣的,只有引入有效的審核監督機制才能予以有效遏制。

目擊證人的錯誤辨認

在一起強奸傷害案件中,被害人錯誤地指認杰里米·懷特就是作案人,使他在獄中度過接近半生的時光。離奇的是,當年被害人進行指認時,真兇就在五名嫌疑男子中間,被害人卻張冠李戴地將懷特指認為罪犯。

因錯誤指認導致的司法悲劇不勝枚舉。可能有人說,這不是惡意陷害,只是當事人不幸犯了錯誤而已。但實際上,此類錯誤并非隨機性的偶然錯誤,而是司法系統對證人脆弱的記憶施加影響的結果。

研究顯示,人類的感知力和注意力存在各種局限,對客觀事物的記憶受到動機、期望和經驗等因素的影響,這使得記憶能力根本無法與攝像機相提并論。同時,記憶形成之后,并非穩定不變,而是具有很強的可塑性,經常發生程度不同的改變。

那些所謂虛假的記憶并不是憑空捏造的,只不過是契合我們預期并合乎邏輯的描述而已。如果司法系統不能對影響記憶的各種因素進行有效的管理,任由各種暗示性的指認、辨認程序存在,就可能導致錯誤指認情形發生。在辦案人員暗示下,證人對自身記憶的確信度不斷提高,但記憶的準確性卻嚴重減損。一旦事實裁判者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就很容易輕信證人的證言或者指認,導致事實認定出現偏差。

心理學研究一再表明,證人記憶極易犯錯,詢問和辨認程序急需改革,如果任由證人記憶被辦案人員歪曲,不僅容易辦錯案,還會誤導執法機構,浪費寶貴的司法資源。鑒于此,司法系統有必要積極借鑒各國的成功經驗,規范辨認程序和詢問方法,準確評估證人證言的證明價值,系統地改革完善證人證言的處理程序。

專家證人的謊言

臭名昭著的羅德尼·金案件充分表明,即便案件中已有確鑿證據,專家證人仍有可能憑借所謂的專業知識扭曲裁判結果。這種該信專家時不信專家、不該信專家時卻輕信專家的“專家悖論”,是困擾司法審判的一大難題。

研究表明,盡管我們對自身識別謊言的能力非常自信,但實際表現是非常糟糕的。測謊技術作為識別謊言的科學方法,在執法領域得到了普遍的應用。盡管測謊技術不斷完善,但由于缺乏標準化方法等問題,測謊結論始終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使用。

實際上,我們一直擔心陪審團可能高估科學證據的證明價值,大量研究也顯示,神經科學證據很容易對陪審團產生強烈的影響。盡管美國法院一直不準許基于神經科學的測謊結論作為證據使用,但一些國家已有這方面的嘗試,而且美國一些法官也已允許當事人借助此類證據對證人證言提出質疑。

目前的科學證據采信標準過于抽象,考慮到科學創新不斷涌現,科技手段的復雜程度與日俱增,有必要強化對法官審查判斷專家證言的技能培訓,讓法官掌握新型科學證據領域的基本知識,更好地處理各種新類型的專家證言。

此外,現代神經科學在司法領域的應用還涉及復雜的隱私權等法律問題。立足司法實際,對測謊技術等尚未達到絕對確定性的新科學證據,有必要對控辯雙方設置不同的證據門檻,即,不宜將之作為指控的根據,但可以將之作為辯護的理由。

法官的司法偏見

約翰·羅伯茨在接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過程中,將法官的角色界定為裁判員而非激進派,從而有效地規避了前輩和同行曾經面臨的窘境。但實際上,法官的個人背景和生活經驗難免會影響他們的認知和判斷,他們也容易受到各種潛在的偏見影響。

研究顯示,法官的專業技能和經驗并不能使他們免于思維定勢和司法偏見。在裁判過程中,法官要根據案件情況對法律條文的含義作出解釋,并為自己的解釋尋找正當依據;盡管法官并不認定事實,但他們在適用法律時也需要對案件事實進行調查研究,在篩選各種證據材料過程中,他們難免受到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就連自視客觀的法庭之友,他們向法庭提供的意見也往往存在內在的偏見。

值得關注的是,影響法官決策的許多偏見非常微妙和隱蔽,但通過對法官的裁判數據進行監測和分析,能夠發現其中一些潛在的司法偏見。心理學研究發現,一旦法官認識到哪些偏見會影響自己的行為,并反思既定的裁判方式,就能夠通過自我監督摒棄各種偏見。法官身披法袍并不能免除各種偏見的影響,為了避免直覺判斷和司法偏見,有必要謹記的是:懷疑和反思并不是正義的敵人,盲目確信才可能導致非正義。

反思司法不公的各種致因,包括證人辨認程序、陪審團遴選程序等可能產生司法偏見的制度機制,都有改革完善的現實必要。既然依賴不可靠的人類感官可能導致錯誤,我們有必要通過現代科技減少這種依賴。如果秉承開放的心態,就會發現,對于一直困擾我們的犯罪控制等問題,也有必要改變思維定勢,研究提出一些創新的思路和方法。

為了規范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可以進一步完善執法規程,也可引入計算機程序提供智能辦案輔助。為了減少對人類認知的依賴,甚至可以探索將訴訟置于虛擬環境之中,通過虛擬審判消除各種司法偏見。為了減少對抗制內在的弊端,可以考慮調整警察的職責角色,強化理性的訴訟原則,規范取證程序、辯訴交易制度和刑罰制度,特別是摒棄歸責本位的傳統模式,將社會資源由懲罰犯罪轉向預防犯罪。

正義是奢侈品嗎?答案應當是否定的。但通往正義之路并非坦途,而是布滿荊棘。在追求正義的路途上,需要極大的執著和熱情;但僅有執著和熱情并不足夠,還要有科學理念和方法的武裝。現代的新科學,包括心理科學和神經科學,能夠更加深刻揭示非正義、不公正的深層原因,進而使我們在科學知識指引下,以一種更加理性、更加客觀的方式看待正義、實現公正。現在,問題就在那里,解決之道就在那里,我們應當作出正確的選擇!

(責任編輯:楊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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