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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庭附設ADR的建立及其發展
稿件來源:人民法院報
發布時間:2019-04-15 14:18:37

陳邦達   

美國民事訴訟成本高,僅就審前程序的證據開示而言,就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經費,審判技術性極強,迫使當事人聘請律師必不可少,而高昂的律師費又成為訴訟成本的沉重負擔,在陪審團負責事實認定的“二元化”庭審結構下,當事人可能面臨敗訴后難意料的經濟損失。因此,訴訟的代價客觀上鼓勵、刺激當事人選擇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以下簡稱ADR)化解糾紛。

支持與反對ADR的理論之爭

1976年,哈佛大學法學院弗蘭克·桑德教授在羅斯科·龐德會議上發表演講,反對“一刀切”的法院模式,主張法院提供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方式,成為推動“多元門徑法院”運動的理論倡導者。一些法院鼓勵當事人和解,以減輕法官、律師的工作量。法官采取召集律師開會的方式,溝通雙方律師的訴訟計劃,提供雙方和解機會。

然而,當越來越多的法官開始呼吁桑德提倡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時,部分學者卻表達了反對的看法。代表性人物是耶魯大學教授歐文菲斯,他于1984年發表《反對和解》一文,對和解提出質疑,至今仍是美國反對和解的代表性觀點。歐文承認和解提高效率的事實,但認為這項制度的立論基礎值得懷疑,認為民事訴訟外和解如同刑事辯訴交易一般:同意往往是被迫的,雙方協商的結果可能是被缺乏權威的調解員一手促成。盡管訴訟案件的數量因之得以減少,但司法正義從未實現。就像訴辯交易,和解乃屈服于大眾社會,它既不應當鼓勵,也不應當稱贊。

雙方力量不均衡是歐文考慮的一個因素。許多和解的案件不僅涉及財產糾紛,還關乎種族歧視、公權濫用等沖突,他認為雙方訴訟資源的懸殊將從三個方面影響和解的真實性:第一,弱勢群體相對而言不擅長掌握和分析信息和預測訴訟結果,造成其在和解中居于不利境地。第二,弱勢群體可能希望盡快獲得賠償,無奈選擇快速救濟的方式,被迫接受比判決更少的賠償。第三,貧窮的原告被迫接受和解,因為其無力支出包括聘請律師、證據開示等訴訟費用。

歐文還認為,司法應追求正義而非委曲求全。盡管司法裁決耗費了大量公共資源,但司法正如立法權、行政權一樣,同樣肩負著憲法賦予的使命,司法的任務既不是最大化當事人的訴訟結果,也不是片面追求和解,而是通過宣判,闡釋憲法、法律等體現國家意志的價值理念,并賦予其強制力,使社會規范與價值理念相協調。但是,當雙方選擇和解時,司法這種功能被削弱。

ADR的實踐推進

ADR的悄然興起使法院堆積民事訴訟案件的壓力得到顯著緩解,成功改變立法者對如何更好解決民事糾紛的態度。在過去幾十年里,在許多司法轄區,法律要求聯邦法院向當事人提供各種類型的化解糾紛方法。許多州法院則要求訴訟雙方必須在審判期日之前調解。法庭之外,律師對仲裁的利用呈上升趨勢。

斯坦福大學法學院德博拉教授研究表明,賓夕法尼亞州法院對部分民事案件采用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處理,后來逐步從費城推廣至其他州。

法院試圖對涉案標的額較小(但高于小額索償標的額)的案件通過類似于仲裁的程序解決,案件在法院受理后的幾個月內,就被轉至仲裁組織。律師向由三名仲裁員組成的專家組扼要陳述案情,參與非正式聽證,整個聽證過程很簡單,通常少于半小時。

聽證之后,仲裁員經過內部討論作出裁決。如果裁決支持原告,他們會同時確定賠償的金額。裁決雖以書面形式作出,但不必說理。收到仲裁裁決之后,當事人有決定是否接受的余地,如果不接受,須向法庭支付費用作為補償給仲裁員的報酬,案件將重返訴訟日程列表。一旦雙方接受仲裁裁決,裁決將正式記載并賦予強制執行力。在匹茲堡市,雙方須在6個月內完成履行完畢和解的內容。

同審判相比,該程序不占用法官太多時間,因為調解人不是法官,而且也不會違背司法中立原則,因為一旦案件調解失敗進入訴訟,將會重新審判,審理案件的法官對仲裁內容并不知情,不會先入為主。到20世紀70年代,這種糾紛解決方式被稱為“法庭附設仲裁”,在加利福尼亞則稱為“司法仲裁”,隨后,逐步擴散到其他州,少數的聯邦法院也開始嘗試。

1978年,美國國會授權三家聯邦地區法院探索法庭附設仲裁計劃,該計劃要求當事人在審判之前必須參與前置性的法庭附設仲裁。

1990年《民事司法改革法案》頒布之后,ADR發展迅猛。該法案要求聯邦地區法院制定降低訴訟成本和訴訟延遲的方案。該法案引導法院遵循六項案件管理原則,其中包括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94個地區法院中的大多數根據該法案建立起ADR程序。許多法院聘請了專業人士管理該項目。經過七年試點,法院和案件管理委員會向國會提交了司法報告,提供協助法院發展ADR的實施指南。

1990年的《行政糾紛解決法案》要求聯邦機構采取ADR政策并設立相應的管理和培訓部門。1998年后,國會通過了另一部關于聯邦地區法院適用ADR的法案,該法授權法院為民事訴訟提供ADR服務。

經過幾十年探索,如今ADR已成為許多地方法院和法官經常使用的案件處理方式。這些方式大部分是通過調解處理大量的民事糾紛,包括家庭糾紛、勞動爭議、商業糾紛和環保糾紛等問題。每個法院的做法不盡相同,有些法院按照1998年ADR法案,經過當事人同意才能將案件轉至ADR解決,而有些法院則授權法官無須經過當事人同意而將案件轉至ADR解決。

費用方面,在法庭開始創設ADR的初期,大部分提供無償的服務,如今絕大部分法庭授權收費,有的要求當事人按照市場價格或者法院設定的比例支付給調解員報酬,也有的法院從司法經費中抽取支付調解員的報酬。同時,許多法庭也意識到有些當事人無力支付費用,因此減免他們的調解費。

ADR取得的成效及經驗

采取這項糾紛解決機制的管轄區域希望減少小額民事糾紛投入的時間,也讓法官有更多精力審理大案,他們希望能節約訴訟的時間等成本。由于ADR要求調解員保密,許多調解和好的案件信息基本不對外公布,因此美國這方面的實證研究相對不足。在20世紀80年代,并沒有實證研究表明這項制度能節省法庭和當事人的時間、經費,但它確實以法庭、當事人均能接受的方式成為潮流。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法庭附設仲裁看來像是牢固地在桑德提出的“多元門徑法庭”構想中安營扎寨。

美國近來的實證研究表明,ADR在實踐中能快速有效地化解糾紛,降低糾紛解決的成本。當適用ADR化解糾紛時,有65%的案件實現和解,而不適用時和解率僅有29%。參與ADR的當事人表示比對審判更滿意。馬里蘭大學糾紛解決中心的實證研究表明,調解幫助糾紛雙方理解對方的處境,并促進彼此在糾紛中承擔各自責任。參與ADR的當事人還表示,他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和關切點,因為調解允許當事人自由磋商,自主制定和解方案。

美國的ADR經驗主要有三點:

第一,要建立一支專業化的高技能調解隊伍。

在社區調解項目和小額法庭調解項目中充當調解員的志愿者來自各行各業,他們的教育背景、社會地位、職業等方面迥異。許多法院附設的調解機構要求調解員必須是律師,或有其他相關專業教育背景,有一些地方指派治安法官或資深法官作為調解員;政府和商業組織資助的調解機構通常有特殊的要求;許多糾紛解決機構會提供調解員名單,有些是非營利性的組織,如美國仲裁協會、糾紛防范與化解中心;有些則是營利性的,如司法仲裁調解服務公司,該公司通常只招聘退休的法官和具有十年以上糾紛解決經驗的律師。

幾乎所有的調解員和供應方都有實質性的培訓要求。培訓的內容涉及離婚案件、環保案件、刑事和解、雇傭糾紛等。美國絕大多數州不要求調解員必須持證上崗。有些州主要從以下方面考慮調解員的資格:接受培訓的時間、旁聽或參與調解的經歷、繼續教育情況。有些法庭附設專家組要求調解員須具有大學文憑,獲得法學或其他學位,具有法律工作經歷。但是沒有實證數據顯示以上標準可以確保調解員合格,管理者基本上都會從培訓、經驗、技巧等方面進行考察。

第二,注重調解過程的保密性。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408條規定,要注重調解過程中當事人陳述的保密性,通過規定調解過程中的證據不作為訴訟階段的證據,目的在于促進和解,和解談判過程中的信息交換不能作為后續訴訟程序的證據。這是因為和解需要雙方坦誠交流,但又不希望公之于眾,例如,離婚案件的調解可能涉及第三者問題,但如果調解失敗進入訴訟,這些證據將會對陪審團產生偏見,這樣一來,調解過程中當事人的坦誠可能會受到影響。因此,《調解行為規范》規定了“調解員的保密義務”。當事人知道調解過程的陳述不會進入后續的訴訟程序作為證據時,才能坦誠交流。

第三,要加強調解員的法律職業倫理修養。

美國仲裁協會制定的《調解員行為準則》被ADR成員廣泛接受,其對調解員的中立性、保密性、自治性等作了基本規范。律師有建議當事人選擇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義務。美國律師協會《職業行為示范準則》要求律師必須恪守建議當事人通過訴訟外的糾紛解決機制的職業道德。

ADR在私人領域的發展,曾引起有關“正義私人化”的討論。一些ADR的支持者認為,該過程可以完全不受法律的約束,尤其當雙方選擇通過合同約定糾紛解決方式時。反對者認為,即使合同約定糾紛化解方式也要受到合法性審查,不僅如此,ADR的適用過程也應受合法性約束。

從公共角度看,ADR引發私人領域的重要問題大部分還沒有解決。例如,它是否客觀上造成兩套權利救濟體系,民事司法救濟只讓有錢有精力的人承擔得起,而貧窮的人只能選擇替代性救濟,后者可能為了追求和諧而妥協了某些重要的法律權利。

另一方面,正如歐文菲斯所擔憂的,和解將奪走法院闡釋法律的機會,甚至剝奪司法的能力。例如,近年來美國備受關注的性騷擾問題,如果受害人通過ADR的方式解決,將使性騷擾的社會問題無法曝光在公眾的視野之中,決策者將處于信息封閉的狀態而無法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

調解的初衷在于尋找替代對抗的糾紛解決方式,增進當事人的對話,探索可能的解決途徑。ADR在美國的快速發展得益于法院對這項制度的支持,使ADR成為公眾熟悉的解決糾紛方式。但是,法院訴前運用ADR的青睞引起有關的擔憂,認為法院只片面看到調解減輕自己的工作負擔,但忽視調解的功能定位,認為調解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真正的核心價值在于提供當事人一個積極溝通的機會:坦誠交流、換位思考、修復關系、維護名譽。即使通過調解之后,雙方仍然認為訴訟才是最好的解決方式,調解的目標也算達到了。

然而,部分法院贊成ADR制度的原動力僅僅在于認識到它能提高辦案效率,減輕訴訟包袱,提高和解率,加速案件處理。由于缺乏對和解功能定位的全面認識,許多法院附設調解程序已經開始淪為類似于傳統的訴前和解會議,而不像這項制度的最初倡導者所希望的替代訴訟的特有價值。(本文是2018年度上海市民主法治建設課題“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實證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

(責任編輯:楊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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